星期天早上七点整，阳光以完美的黄金分割角穿过落地窗，在我的咖啡杯里投下一个精确的椭圆形光斑。空气湿度65%，温度24.8摄氏度，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这是一个熵增最缓慢的、近乎完美的早晨。
我的世界，由无数这样精确的数字和公式构成。我是陈默，一个靠数学思考的男人。在麻省理工的同行眼中，我是那个最接近“拉普拉斯妖”的人，能通过计算预测一切。但在我七岁的女儿陈安安眼中，我只是一个会用面包片切出各种几何图形的、有点无聊的爸爸。
“爸爸，你看！斐波那契螺旋松饼！”安安举着一块涂满果酱的松饼，笑得像赫歇尔星云一样灿烂。
我笑着吻了她的额头，她的体温是36.8度，心跳每分钟85次，一切指标都在健康基线的完美区间内。她的笑声，是我那冰冷、严谨的数学宇宙里，唯一不讲道理的、温暖的奇点。
上午九点十五分，我带她去公园。我计算过，这个时间点的公园，游人密度、紫外线强度和草坪露水蒸发率构成的“舒适度指数”最高，为9.3满分10。我们放风筝，风筝线的角度，我下意识地调整在最符合流体力学最优解的38.7度。
一切都完美得像一个被精心证明的定理。
直到下午四点零三分。
安安在公园的旋转木马旁玩耍，我和一位老者下棋，一步棋的算力，在我大脑中可以延伸到二十步后的所有可能性。我赢了棋，抬起头，准备迎接女儿扑过来的拥抱。
但那里，空无一人。
旋转木马依旧在播放着那首《欢乐颂》，每一个音符都精准无误。但那个本该站在D大调高潮音符下的身影，消失了。
我的大脑瞬间开始疯狂计算。风速、人群流动方向、她可能的奔跑速度……但所有的变量，都指向一个空白的解。恐慌，这个我从未深入研究过的情感变量，像一个无限增大的数值，瞬间冲垮了我所有的逻辑堤坝。
世界，第一次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无法计算的“错误”。
我报了警，警察在四点三十分到达。他们开始做一些在我看来极其低效的“经验主义”行为：询问目击者、调取模糊的监控、安慰我这个“情绪失控”的父亲。
他们不知道，我的情绪不是失控，是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毁灭性的相变。就像水在零度时，会从液态，凝固成冰。
晚上十一点五十七分，一个陌生的号码打了进来。电话那头，是一个经过处理的、如同白噪声般的声音。
“陈教授，你的女儿，现在是一个薛定谔的猫。想知道她是死是活，就来玩一个游戏。”
电话挂断。
零点的钟声敲响，我坐在安安空荡荡的房间里，手里还攥着她出门前没来得及戴上的蝴蝶发卡。发卡上残留的体温，正在以每分钟0.12摄氏度的速率，缓缓消逝。
那一刻，我感觉整个宇宙的熵，都在我体内，达到了最大值。
“陈先生，请您冷静，我们需要了解更多细节。”
李警官的声音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像一只频率失调的苍蝇。他的脸上写满了同情与职业性的耐心，但在我眼中，他和他身后的整个警局系统，都只是一个效率低下的、基于“经验”和“直觉”的古老算法。他们的每一次询问，都在浪费最宝贵的计算资源——时间。
冷静？我当然冷静。我的大脑皮层正在以每秒数万亿次的浮点运算速度处理着当前的危机，而我的边缘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情感中枢——则因为输入了过载的恐慌与悲痛信号，正在经历一场雪崩式的崩溃。
我看着安安房间里那张贴满了小星星的墙纸，每一颗星星的位置，都符合她那个年龄段对“美”的随机分布。我试图去感受那种为人父的、心如刀割的感觉，但我的大脑拒绝了。它似乎认为，这种情感是解决问题的“噪声”，必须被过滤掉。
我的妻子在三年前因病去世，从那时起，安安就成了我宇宙的全部。我用数学构建了一个安全、有序的城堡，将她保护在其中。我以为只要计算得足够精确，就能避免一切意外。我错了。现实，是一个充满了恶意随机变量的、不讲道理的系统。而我，第一次，对这个系统束手无策。
“绑匪的声音有什么特征？背景有什么声音？”李警官还在遵循他的办案流程。
“声音经过了频谱均衡和白噪声混合处理，无法进行声纹识别。背景音被一个高通滤波器过滤掉了，只剩下低于50赫兹的电流声，无法定位。”我用最平静的、仿佛在做学术报告的语气回答。
李警官愣住了，他身边的年轻警员则飞快地在本子上记录着，眼神里充满了困惑。
我能感觉到，我身体里的“我”，正在死去。那个会因为女儿画了一幅画而开心的父亲，那个会在睡前给女儿讲故事的男人，正在被一个全新的、冰冷的、只追求最优解的“存在”所取代。
这是大脑的一种自我保护。当痛苦超过阈值，它会切断情感连接，将所有能量都供给给逻辑运算单元。就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船，会自动封闭进水的船舱，以保全核心动力。
凌晨三点，警察们还在“大海捞针”，分析着全市数千个监控探头传回的、庞杂而无用的信息。而我，已经将自己锁在了书房。
这里，是我的世界。墙上不是装饰画，而是写满了公式的巨大白板。空气中没有悲伤的味道，只有服务器散热风扇的低鸣。
我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上安安的照片。她笑得那么甜，像一个无忧无虑的普朗克常数，定义了我整个世界的尺度。
我伸出手，想要触摸屏幕上她的脸，但我的手指，却停在了半空中。
我发现，我流不出眼泪了。
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并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转化了。转化成了一种冰冷的、如同液氮般的愤怒和专注。眼泪，这种毫无意义的、浪费身体水分和盐分的生理反应，被我的新系统，判定为“非必需进程”，并被强制关闭了。
我站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笔。
我要做的，不是哭泣，不是祈祷，更不是等待。
我要建立一个模型。一个能将绑匪所有可能的行为、城市的每一个变量、人性的每一个弱点，都囊括其中的数学模型。
警察在寻找一个“人”。
而我，要计算出一个“坐标”。
白板上，我写下了这个模型的名字：
《安安归来——基于非线性动力学与贝叶斯推断的绑匪定位与营救策略模型 V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