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旭东，旭日东升的旭东。
这名儿是我那当过几年民办教师的爹给取的，他说我出生那天早晨，太阳特别亮堂，照得产房都暖烘烘的，指望我这一辈子能有个光明前程。
可眼瞅着我都二十三了，这“前程”在哪儿，还连个影儿都没摸着。
这是一九九二年的夏天，我在清河镇待业，己经快满三年了。
清河镇，顾名思义，一条不算宽阔但常年水量充沛的清河穿镇而过，滋养着两岸的稻田和人们按部就班的生活。
镇子不大，从南走到北，骑着我爹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二八大杠，也就一支烟的功夫。
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种复杂的味道——河水的土腥气、各家灶台飘出的饭菜香、偶尔从镇东头老酱油厂传来的酱曲味儿，还有夏天特有的、裹挟着知了聒噪的湿热气息。
这味道我太熟悉了，闭着眼都能知道自己身在镇子的哪个犄角旮旯。
“旭东！
旭东！
死哪儿去了？
还不去排队！”
母亲的嗓门极具穿透力，隔着院墙和厚厚的木门，精准地砸进我的耳朵。
我正躺在里屋的竹席上，对着糊满旧报纸的屋顶发呆，手里摇着一把破蒲扇，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闻言一个激灵坐起身，应了一声：“听见了！”
我知道，今天是供销社来白糖的日子。
这事儿在清河镇，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战役”。
白糖是紧俏货，平时凭票供应，量还少，今天据说是县里糖酒公司下来一批计划外的，不用票，但限量，先到先得。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前天就传遍了全镇。
我趿拉着塑料凉鞋，套了件洗得发白、领口都有些松懈的蓝色汗衫，抓起灶台边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红色字样的旧铝盆，就冲出了家门。
我家住在镇子中心的工农街，一溜排的平房，带个小院。
街坊邻居都是几十年的老相识，谁家晚上吃点啥，左邻右舍门儿清。
跑到街口，己经看到供销社副食品柜台那边排起了歪歪扭扭的长队，像一条濒死的虫子。
队伍里大多是家庭主妇和半大孩子，吵吵嚷嚷，热闹非凡。
“让让，让让，李婶，王奶奶，我来了……”我一边赔着笑，一边凭着年轻力壮，往里挤了挤，找了个相对靠前的位置站稳。
排队的乐趣（或者说无奈）在于听各种家长里短。
“听说了吗？
棉纺厂又要招工了？”
前面隔两个人的赵家嫂子，压低了声音跟她旁边的吴妈说。
“真的假的？
不是去年刚招过一批吗？”
吴妈显然来了兴趣。
“千真万确！
我家那口子在县里运输队，听他们队长说的。
东风棉纺厂，县里最大的厂子，这次规模不小哩！”
“那敢情好！
你家老二是不是刚好高中毕业？”
“是啊，正愁没个着落呢。
就是不知道这好事儿，能不能轮到咱镇上的人……”棉纺厂？
招工？
我的心莫名地跳快了几拍。
东风棉纺厂，那可是了不得的地方。
县里的明星国企，听说工人工资高，福利好，每个月还发劳保手套、肥皂什么的。
要是能进去，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不，是金饭碗！
比我爹在镇供销社仓库当保管员强多了。
我竖起耳朵想听更多，可惜她们的话题己经转到谁家的媳妇不孝顺婆婆上去了。
心里像被猫爪子挠了一下，有点痒，又有点莫名的烦躁。
队伍缓慢地向前蠕动。
柜台后面，那个常年穿着深蓝色围兜、脸色跟柜台一个色调的售货员张大姐，正慢条斯理地拿着杆小秤，给前面的人称白糖。
白色的砂糖从大麻袋里被她用铁皮簸箕舀出来，倒在秤盘上，她手指轻轻拨动秤砣，多了，就用个小勺子往回舀一点，少了，再添一点，动作一丝不苟，透着一种属于“卖方市场”的从容不迫。
“快点啊张大姐，这天热的，白糖都要化了！”
后面有人等得不耐烦，喊了一嗓子。
张大姐眼皮都没抬，慢悠悠地说：“急啥？
称不准，亏了你，还是亏了我？
国家的东西，一分一厘都不能差。”
这就是权威。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掌握着商品分配权的人，天然带着一种光环，或者说，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底气。
终于轮到我了。
我把铝盆递过去：“张姐，来两斤。”
张大姐认得我，毕竟我爹也在供销社系统，虽然一个在镇上，一个在仓库，也算半个同事。
她脸色稍微缓和了点，一边舀糖一边随口问：“旭东，工作有着落了没？”
我讪讪一笑：“没呢，等着顶我爸的班呗。”
“哦，那也挺好。
供销社，稳定。”
她说着，把称好的白糖“哗啦”一下倒进我的铝盆里，白色的糖末飞扬起来，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稳定？
我心里嘀咕，我爹在那仓库待了一辈子，除了腰肌劳损和一身灰，还落下啥了？
每个月那点死工资，给我妈买个雪花膏都得算计半天。
但这话不能说出来，只能陪着笑：“是啊，张姐，稳定。”
端着沉甸甸的铝盆往回走，心里却空落落的。
顶替我爹进供销社，似乎是我目前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出路。
可一想到未来几十年，就要像张大姐那样，守着个柜台，或者像我爹那样，守着个仓库，每天经手着这些紧俏物资，自己却只能按量分配，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不甘心。
我才二十三岁，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
回到家，母亲正在灶台边忙活，锅里炖着茄子豆角，旁边箅子上蒸着窝头。
她把白糖小心翼翼地倒进一个旧玻璃罐子里，拧紧盖子，嘴里念叨着：“这下好了，过年蒸糖包、平时来个客人冲糖水，都宽裕点。”
看着母亲满足的神情，我那点“不甘心”又咽回了肚子里。
在清河镇，大多数人家过的都是这样的日子，精打细算，为多一点白糖、少一点布票而欢喜或忧愁。
我这想法，是不是有点太“好高骛远”了？
“妈，我听说……县里棉纺厂要招工？”
我终究没忍住，一边帮她剥蒜，一边状似无意地提起。
母亲手上的动作顿了顿，看了我一眼：“你也听说了？
你爸昨天回来也提了一嘴。
那是县里的厂子，招工指标金贵着呢，能轮到咱？”
“万一呢？”
我不死心。
“哪有那么多万一。”
母亲叹了口气，“你爸就是个仓库保管员，认识的最大领导也就是咱镇供销社主任。
县里棉纺厂？
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
别想那没影儿的事，安安稳稳等你爸退休顶班是正经。”
正说着，父亲陈建国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
他个子不高，因为常年在阴凉的仓库里干活，脸色有些苍白，脊背也有些微驼。
他把自行车支好，从车把上取下那个跟他一样上了年岁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闷头走了进来。
“回来了？
正好，吃饭。”
母亲招呼着。
饭桌上很简单，一盆炖菜，几个窝头，一小碟咸菜。
父亲默默地吃着，没什么话。
他一贯如此，在家里像个沉默的影子。
我扒拉着碗里的菜，心里还想着招工的事，像有只小虫子在不停地啃噬。
“爸，”我放下筷子，鼓起勇气，“棉纺厂招工的事，您……能打听打听不？”
父亲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种复杂的情绪，是无奈，也有点身为父亲却无力为儿子铺路的愧疚。
他嚼着嘴里的窝头，含糊地说：“打听啥？
那是县工业局和劳动局管的事，咱够不着。”
一句话，把我刚燃起的一点希望火苗浇熄了大半。
母亲在一旁打圆场：“行了行了，吃饭。
旭东，别给你爸出难题。
咱就这条件，认命吧。”
认命？
这两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吃完饭，我心情烦闷，推着自行车出了门。
不想在家待着，那股子压抑和一眼能看到头的未来，让我喘不过气。
夏天的傍晚，清河边上稍微凉快些。
不少镇上的年轻人都聚在这里，吹牛、打扑克，或者对着河里游泳的半大孩子起哄。
我把自行车往河堤上一扔，找了个树荫坐下，看着波光粼粼的河面发呆。
“东子，咋了？
耷拉着个脸，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
我回头，是王胖，我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大名叫王建军，因为长得胖，大家都叫他王胖。
他也没正式工作，平时跟着他爸在建筑队打零工，晒得黝黑。
“没啥。”
我懒洋洋地应道。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
王胖一屁股坐我旁边，递过来一根“大前门”香烟，“是不是为工作的事烦心？”
我接过烟，就着他递来的火点上，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呛得我咳嗽了两声。
“听说棉纺厂招工，心里痒痒呗。”
“咳！
我当啥事呢！”
王胖吐了个烟圈，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那好事能轮到咱？
我告诉你，县里那些头头脑脑的亲戚、各个局办的子弟，还不够分呢！
咱这平头老百姓，趁早死了那条心。
我看啊，等你顶了你爸的班，咱俩还在镇上，该吃吃，该喝喝，也挺好。”
王胖的话很实在，代表了镇上大多数年轻人的想法。
不是没梦想，是现实把梦想磨平了。
我们又瞎聊了一会儿，话题从招工转移到最近流行的港台歌曲，再到镇上那个新开的、放着震天响音乐的台球室。
但我的心思，始终飘忽着，落不到实处。
天黑透了，我才慢悠悠地骑车回家。
父母己经睡下了，里屋传来父亲轻微的鼾声。
我轻手轻脚地洗漱，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却毫无睡意。
月光透过窗户纸的缝隙溜进来，在泥土地上投下一道清辉。
棉纺厂……那是什么样的地方？
高大的厂房？
轰鸣的机器？
穿着统一工装、意气风发的工人？
我想象不出来，但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地方，跟清河镇这种慢悠悠、几乎停滞的节奏完全不同。
第二天，日子照旧。
帮着母亲生火做饭，去井边挑水，把院子里那点小菜地浇了浇水。
无所事事，时间过得格外慢。
下午，我正拿着扫帚，有一下没一下地扫着院子，街坊孙阿姨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建国家的！
建国家的！
好事！
大好事！”
母亲从屋里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他孙姨，啥事啊看把你急的？”
孙阿姨脸上放着光，声音也提高了八度：“我家那口子刚从不县里回来！
你猜怎么着？
他碰到他老战友了！
就是那个在县里棉纺厂当科长的，姓宋的那个！”
我心里咯噔一下，扫帚停在了半空。
母亲也愣住了：“宋科长？
哦……想起来了，以前来过咱家一回，好像……好像是管设备的？”
“对！
就是他！”
孙阿姨拍着手，“老宋说了，他们厂这次扩建，要招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培养当技工！
我家那口子就顺嘴提了句旭东，高中毕业，在家待业，人本分！
你猜老宋咋说？”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感觉呼吸都停止了。
母亲也紧张起来：“咋……咋说？”
孙阿姨得意地一笑：“老宋说，让旭东准备准备，过两天去厂里找他！
他看看人！
要是还行，说不定就能给个名额！”
“哎呦！
真的啊！”
母亲一下子抓住了孙阿姨的手，声音都带着颤音，“他孙姨！
这……这可怎么谢你好！”
“谢啥！
街里街坊的，旭东也是我看着长大的，能帮一把是一把！”
孙阿姨大方地摆摆手，又压低声音，“不过老宋也说了，这事竞争激烈，他也就是给个机会，成不成，还得看厂里统一考试和面试，他也只能尽力推荐。”
“有机会就行！
有机会就行！”
母亲激动得眼圈都有些发红，连连说道。
送走了千恩万谢的孙阿姨，母亲转过身，看着我，脸上是压抑不住的喜悦和一种重新燃起的希望：“旭东！
你听见没！
有机会了！
棉纺厂啊！”
我也懵了，感觉像做梦一样。
昨天还觉得遥不可及的事情，今天突然就露出了一个缝隙！
虽然孙阿姨说了，成不成还不一定，但这至少是一道光！
“你爸回来得跟他说！
让他想想办法，怎么去谢谢人家孙姨，还有那个宋科长！”
母亲己经开始盘算起来。
晚上父亲回来，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和母亲都觉得他是不是不高兴。
最后，他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缓缓地说：“老宋……宋运辉，是个实在人。
当年我们一起当兵，在一个班待过。
他复员分到了棉纺厂，肯钻研，慢慢提上去了……这些年，联系少了。”
他顿了顿，看向我，眼神里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个机会，旭东。
抓住了，可能就真能跳出咱这清河镇。
抓不住……也别怨谁。”
“爸，我知道！”
我赶紧表态，“我一定好好准备！”
“准备啥？
你懂纺纱还是织布？”
父亲反问。
我噎住了。
是啊，我一个高中生，除了会点数学物理，对棉纺厂的一切一无所知。
“明天，”父亲掐灭了烟头，“我去找社里主任，看能不能弄两张工业券，买点像样的东西。
你去县里，不能空着手。”
接下来的两天，我家陷入了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忙乱之中。
父亲果然弄来了工业券，又咬牙从积蓄里拿出二十块钱，让我去县百货大楼买了两瓶还算上档次的“景芝白干”酒和一条“大鸡”烟。
母亲则把我的唯一一件像样的白衬衫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又翻箱倒柜找出我过年才穿的那条蓝布裤子。
出发的前一晚，我几乎一夜未眠。
脑子里胡思乱想着，一会儿幻想自己穿上工装的样子，一会儿又担心那个宋科长看不上我，或者考试考砸了。
窗外的月光依旧清冷，但此刻在我眼里，却似乎带着一种指引般的力量。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
穿上那身“行头”，感觉浑身不自在。
母亲早早做好了早饭，煮了两个鸡蛋，说是“考满分”。
父亲默默地把装烟酒的网兜递给我，又往我手里塞了五块钱：“坐车，吃饭。
机灵点。”
“嗯。”
我重重点头，接过东西，感觉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全家人的希望。
走出家门，清晨的空气格外清新。
清河上笼罩着一层薄雾，镇子还在沉睡。
我深吸一口气，迈开步子，向着镇头的汽车站走去。
身后，是我生活了二十三年的清河镇，熟悉，安稳，却也沉闷。
前方，是通往县城的班车，是陌生的东风棉纺厂，是那个可能改变我一生的机会，是未知，是忐忑，也是一丝按捺不住的憧憬。
班车摇摇晃晃地驶出车站，颠簸在坑洼不平的砂石路上。
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稻田、村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宋运辉科长，是个什么样的人？
东风棉纺厂，又会不会是我陈旭东的“东风”呢？
这第一步，我必须走稳了。
这名儿是我那当过几年民办教师的爹给取的，他说我出生那天早晨，太阳特别亮堂，照得产房都暖烘烘的，指望我这一辈子能有个光明前程。
可眼瞅着我都二十三了，这“前程”在哪儿，还连个影儿都没摸着。
这是一九九二年的夏天，我在清河镇待业，己经快满三年了。
清河镇，顾名思义，一条不算宽阔但常年水量充沛的清河穿镇而过，滋养着两岸的稻田和人们按部就班的生活。
镇子不大，从南走到北，骑着我爹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永久牌二八大杠，也就一支烟的功夫。
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种复杂的味道——河水的土腥气、各家灶台飘出的饭菜香、偶尔从镇东头老酱油厂传来的酱曲味儿，还有夏天特有的、裹挟着知了聒噪的湿热气息。
这味道我太熟悉了，闭着眼都能知道自己身在镇子的哪个犄角旮旯。
“旭东！
旭东！
死哪儿去了？
还不去排队！”
母亲的嗓门极具穿透力，隔着院墙和厚厚的木门，精准地砸进我的耳朵。
我正躺在里屋的竹席上，对着糊满旧报纸的屋顶发呆，手里摇着一把破蒲扇，扇出来的风都是热的。
闻言一个激灵坐起身，应了一声：“听见了！”
我知道，今天是供销社来白糖的日子。
这事儿在清河镇，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战役”。
白糖是紧俏货，平时凭票供应，量还少，今天据说是县里糖酒公司下来一批计划外的，不用票，但限量，先到先得。
这消息像长了翅膀，前天就传遍了全镇。
我趿拉着塑料凉鞋，套了件洗得发白、领口都有些松懈的蓝色汗衫，抓起灶台边那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红色字样的旧铝盆，就冲出了家门。
我家住在镇子中心的工农街，一溜排的平房，带个小院。
街坊邻居都是几十年的老相识，谁家晚上吃点啥，左邻右舍门儿清。
跑到街口，己经看到供销社副食品柜台那边排起了歪歪扭扭的长队，像一条濒死的虫子。
队伍里大多是家庭主妇和半大孩子，吵吵嚷嚷，热闹非凡。
“让让，让让，李婶，王奶奶，我来了……”我一边赔着笑，一边凭着年轻力壮，往里挤了挤，找了个相对靠前的位置站稳。
排队的乐趣（或者说无奈）在于听各种家长里短。
“听说了吗？
棉纺厂又要招工了？”
前面隔两个人的赵家嫂子，压低了声音跟她旁边的吴妈说。
“真的假的？
不是去年刚招过一批吗？”
吴妈显然来了兴趣。
“千真万确！
我家那口子在县里运输队，听他们队长说的。
东风棉纺厂，县里最大的厂子，这次规模不小哩！”
“那敢情好！
你家老二是不是刚好高中毕业？”
“是啊，正愁没个着落呢。
就是不知道这好事儿，能不能轮到咱镇上的人……”棉纺厂？
招工？
我的心莫名地跳快了几拍。
东风棉纺厂，那可是了不得的地方。
县里的明星国企，听说工人工资高，福利好，每个月还发劳保手套、肥皂什么的。
要是能进去，就等于端上了铁饭碗，不，是金饭碗！
比我爹在镇供销社仓库当保管员强多了。
我竖起耳朵想听更多，可惜她们的话题己经转到谁家的媳妇不孝顺婆婆上去了。
心里像被猫爪子挠了一下，有点痒，又有点莫名的烦躁。
队伍缓慢地向前蠕动。
柜台后面，那个常年穿着深蓝色围兜、脸色跟柜台一个色调的售货员张大姐，正慢条斯理地拿着杆小秤，给前面的人称白糖。
白色的砂糖从大麻袋里被她用铁皮簸箕舀出来，倒在秤盘上，她手指轻轻拨动秤砣，多了，就用个小勺子往回舀一点，少了，再添一点，动作一丝不苟，透着一种属于“卖方市场”的从容不迫。
“快点啊张大姐，这天热的，白糖都要化了！”
后面有人等得不耐烦，喊了一嗓子。
张大姐眼皮都没抬，慢悠悠地说：“急啥？
称不准，亏了你，还是亏了我？
国家的东西，一分一厘都不能差。”
这就是权威。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掌握着商品分配权的人，天然带着一种光环，或者说，一种让人又爱又恨的底气。
终于轮到我了。
我把铝盆递过去：“张姐，来两斤。”
张大姐认得我，毕竟我爹也在供销社系统，虽然一个在镇上，一个在仓库，也算半个同事。
她脸色稍微缓和了点，一边舀糖一边随口问：“旭东，工作有着落了没？”
我讪讪一笑：“没呢，等着顶我爸的班呗。”
“哦，那也挺好。
供销社，稳定。”
她说着，把称好的白糖“哗啦”一下倒进我的铝盆里，白色的糖末飞扬起来，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
稳定？
我心里嘀咕，我爹在那仓库待了一辈子，除了腰肌劳损和一身灰，还落下啥了？
每个月那点死工资，给我妈买个雪花膏都得算计半天。
但这话不能说出来，只能陪着笑：“是啊，张姐，稳定。”
端着沉甸甸的铝盆往回走，心里却空落落的。
顶替我爹进供销社，似乎是我目前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出路。
可一想到未来几十年，就要像张大姐那样，守着个柜台，或者像我爹那样，守着个仓库，每天经手着这些紧俏物资，自己却只能按量分配，心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不甘心。
我才二十三岁，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
回到家，母亲正在灶台边忙活，锅里炖着茄子豆角，旁边箅子上蒸着窝头。
她把白糖小心翼翼地倒进一个旧玻璃罐子里，拧紧盖子，嘴里念叨着：“这下好了，过年蒸糖包、平时来个客人冲糖水，都宽裕点。”
看着母亲满足的神情，我那点“不甘心”又咽回了肚子里。
在清河镇，大多数人家过的都是这样的日子，精打细算，为多一点白糖、少一点布票而欢喜或忧愁。
我这想法，是不是有点太“好高骛远”了？
“妈，我听说……县里棉纺厂要招工？”
我终究没忍住，一边帮她剥蒜，一边状似无意地提起。
母亲手上的动作顿了顿，看了我一眼：“你也听说了？
你爸昨天回来也提了一嘴。
那是县里的厂子，招工指标金贵着呢，能轮到咱？”
“万一呢？”
我不死心。
“哪有那么多万一。”
母亲叹了口气，“你爸就是个仓库保管员，认识的最大领导也就是咱镇供销社主任。
县里棉纺厂？
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
别想那没影儿的事，安安稳稳等你爸退休顶班是正经。”
正说着，父亲陈建国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
他个子不高，因为常年在阴凉的仓库里干活，脸色有些苍白，脊背也有些微驼。
他把自行车支好，从车把上取下那个跟他一样上了年岁的黑色人造革公文包，闷头走了进来。
“回来了？
正好，吃饭。”
母亲招呼着。
饭桌上很简单，一盆炖菜，几个窝头，一小碟咸菜。
父亲默默地吃着，没什么话。
他一贯如此，在家里像个沉默的影子。
我扒拉着碗里的菜，心里还想着招工的事，像有只小虫子在不停地啃噬。
“爸，”我放下筷子，鼓起勇气，“棉纺厂招工的事，您……能打听打听不？”
父亲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种复杂的情绪，是无奈，也有点身为父亲却无力为儿子铺路的愧疚。
他嚼着嘴里的窝头，含糊地说：“打听啥？
那是县工业局和劳动局管的事，咱够不着。”
一句话，把我刚燃起的一点希望火苗浇熄了大半。
母亲在一旁打圆场：“行了行了，吃饭。
旭东，别给你爸出难题。
咱就这条件，认命吧。”
认命？
这两个字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
吃完饭，我心情烦闷，推着自行车出了门。
不想在家待着，那股子压抑和一眼能看到头的未来，让我喘不过气。
夏天的傍晚，清河边上稍微凉快些。
不少镇上的年轻人都聚在这里，吹牛、打扑克，或者对着河里游泳的半大孩子起哄。
我把自行车往河堤上一扔，找了个树荫坐下，看着波光粼粼的河面发呆。
“东子，咋了？
耷拉着个脸，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
我回头，是王胖，我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大名叫王建军，因为长得胖，大家都叫他王胖。
他也没正式工作，平时跟着他爸在建筑队打零工，晒得黝黑。
“没啥。”
我懒洋洋地应道。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
王胖一屁股坐我旁边，递过来一根“大前门”香烟，“是不是为工作的事烦心？”
我接过烟，就着他递来的火点上，吸了一口，辛辣的烟雾呛得我咳嗽了两声。
“听说棉纺厂招工，心里痒痒呗。”
“咳！
我当啥事呢！”
王胖吐了个烟圈，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那好事能轮到咱？
我告诉你，县里那些头头脑脑的亲戚、各个局办的子弟，还不够分呢！
咱这平头老百姓，趁早死了那条心。
我看啊，等你顶了你爸的班，咱俩还在镇上，该吃吃，该喝喝，也挺好。”
王胖的话很实在，代表了镇上大多数年轻人的想法。
不是没梦想，是现实把梦想磨平了。
我们又瞎聊了一会儿，话题从招工转移到最近流行的港台歌曲，再到镇上那个新开的、放着震天响音乐的台球室。
但我的心思，始终飘忽着，落不到实处。
天黑透了，我才慢悠悠地骑车回家。
父母己经睡下了，里屋传来父亲轻微的鼾声。
我轻手轻脚地洗漱，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却毫无睡意。
月光透过窗户纸的缝隙溜进来，在泥土地上投下一道清辉。
棉纺厂……那是什么样的地方？
高大的厂房？
轰鸣的机器？
穿着统一工装、意气风发的工人？
我想象不出来，但觉得那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地方，跟清河镇这种慢悠悠、几乎停滞的节奏完全不同。
第二天，日子照旧。
帮着母亲生火做饭，去井边挑水，把院子里那点小菜地浇了浇水。
无所事事，时间过得格外慢。
下午，我正拿着扫帚，有一下没一下地扫着院子，街坊孙阿姨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
“建国家的！
建国家的！
好事！
大好事！”
母亲从屋里出来，在围裙上擦着手：“他孙姨，啥事啊看把你急的？”
孙阿姨脸上放着光，声音也提高了八度：“我家那口子刚从不县里回来！
你猜怎么着？
他碰到他老战友了！
就是那个在县里棉纺厂当科长的，姓宋的那个！”
我心里咯噔一下，扫帚停在了半空。
母亲也愣住了：“宋科长？
哦……想起来了，以前来过咱家一回，好像……好像是管设备的？”
“对！
就是他！”
孙阿姨拍着手，“老宋说了，他们厂这次扩建，要招一批有文化的青年，培养当技工！
我家那口子就顺嘴提了句旭东，高中毕业，在家待业，人本分！
你猜老宋咋说？”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感觉呼吸都停止了。
母亲也紧张起来：“咋……咋说？”
孙阿姨得意地一笑：“老宋说，让旭东准备准备，过两天去厂里找他！
他看看人！
要是还行，说不定就能给个名额！”
“哎呦！
真的啊！”
母亲一下子抓住了孙阿姨的手，声音都带着颤音，“他孙姨！
这……这可怎么谢你好！”
“谢啥！
街里街坊的，旭东也是我看着长大的，能帮一把是一把！”
孙阿姨大方地摆摆手，又压低声音，“不过老宋也说了，这事竞争激烈，他也就是给个机会，成不成，还得看厂里统一考试和面试，他也只能尽力推荐。”
“有机会就行！
有机会就行！”
母亲激动得眼圈都有些发红，连连说道。
送走了千恩万谢的孙阿姨，母亲转过身，看着我，脸上是压抑不住的喜悦和一种重新燃起的希望：“旭东！
你听见没！
有机会了！
棉纺厂啊！”
我也懵了，感觉像做梦一样。
昨天还觉得遥不可及的事情，今天突然就露出了一个缝隙！
虽然孙阿姨说了，成不成还不一定，但这至少是一道光！
“你爸回来得跟他说！
让他想想办法，怎么去谢谢人家孙姨，还有那个宋科长！”
母亲己经开始盘算起来。
晚上父亲回来，听到这个消息，沉默了很久，久到我和母亲都觉得他是不是不高兴。
最后，他拿起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根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雾缭绕中，他缓缓地说：“老宋……宋运辉，是个实在人。
当年我们一起当兵，在一个班待过。
他复员分到了棉纺厂，肯钻研，慢慢提上去了……这些年，联系少了。”
他顿了顿，看向我，眼神里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是个机会，旭东。
抓住了，可能就真能跳出咱这清河镇。
抓不住……也别怨谁。”
“爸，我知道！”
我赶紧表态，“我一定好好准备！”
“准备啥？
你懂纺纱还是织布？”
父亲反问。
我噎住了。
是啊，我一个高中生，除了会点数学物理，对棉纺厂的一切一无所知。
“明天，”父亲掐灭了烟头，“我去找社里主任，看能不能弄两张工业券，买点像样的东西。
你去县里，不能空着手。”
接下来的两天，我家陷入了一种既兴奋又紧张的忙乱之中。
父亲果然弄来了工业券，又咬牙从积蓄里拿出二十块钱，让我去县百货大楼买了两瓶还算上档次的“景芝白干”酒和一条“大鸡”烟。
母亲则把我的唯一一件像样的白衬衫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又翻箱倒柜找出我过年才穿的那条蓝布裤子。
出发的前一晚，我几乎一夜未眠。
脑子里胡思乱想着，一会儿幻想自己穿上工装的样子，一会儿又担心那个宋科长看不上我，或者考试考砸了。
窗外的月光依旧清冷，但此刻在我眼里，却似乎带着一种指引般的力量。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来了。
穿上那身“行头”，感觉浑身不自在。
母亲早早做好了早饭，煮了两个鸡蛋，说是“考满分”。
父亲默默地把装烟酒的网兜递给我，又往我手里塞了五块钱：“坐车，吃饭。
机灵点。”
“嗯。”
我重重点头，接过东西，感觉手里沉甸甸的，那是全家人的希望。
走出家门，清晨的空气格外清新。
清河上笼罩着一层薄雾，镇子还在沉睡。
我深吸一口气，迈开步子，向着镇头的汽车站走去。
身后，是我生活了二十三年的清河镇，熟悉，安稳，却也沉闷。
前方，是通往县城的班车，是陌生的东风棉纺厂，是那个可能改变我一生的机会，是未知，是忐忑，也是一丝按捺不住的憧憬。
班车摇摇晃晃地驶出车站，颠簸在坑洼不平的砂石路上。
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稻田、村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宋运辉科长，是个什么样的人？
东风棉纺厂，又会不会是我陈旭东的“东风”呢？
这第一步，我必须走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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