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约 25,000 字，逐字原创，拒绝转载作者命运

题记

这是一份迟到十年的家庭流水账。

主人公是我本人——1983 年 3 月出生在鲁西南、现居北京昌平的普通 80 后男人。

为保护隐私，文中所有旁人姓名均为化名。

如有雷同，那一定是你和我有相同的命运。

时间跨度 2010.3—2024.3，整整十四年，缩写成“十年”，取“十年一瞬”之意。

我叫李寅，1983 年生人，今年四十一岁。这篇文字写给妻子丽丽，也写给儿子洋洋。十年婚姻，我们没富，也没彻底穷；我们没赢，但好像也没输。以下所有细节，全部真实，只把人名地名做了模糊。

2024年3月12日，深夜11点46分。厨房里弥漫着油烟和清洁剂混合的刺鼻气味。我半蹲着，手臂机械地来回擦拭抽油烟机滤网上那层油腻的积垢，手指缝里塞满了黏腻的黑色油污。手机屏幕在料理台边缘突兀地亮起，一道白光刺破油腻的昏暗，是丽丽的微信。

“今天又没谈成？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看到点希望？”

疲惫像铅块一样坠着我的眼皮，我用胳膊肘蹭掉屏幕上的油渍，费力地打字：“再给我点时间。”按下发送键，那点微光熄灭下去，厨房重新被油腻的阴影吞没。手臂的酸痛感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深不见底的麻木。就在这一刻，2004年夏天毕业典礼上老校长洪亮的声音，毫无征兆地撞进耳朵里：“你们80后，是早上***点钟的太阳！”

二十年。太阳好像还没真正爬上正午的天空，就已经摇摇欲坠，快要落山了。我扶着冰冷的橱柜边缘，慢慢直起发僵的腰背。

***

1983年3月12日，植树节，鲁西南小县城的医院里弥漫着消毒水和陈旧被褥混合的沉闷气味。窗外光秃秃的杨树枝条在料峭春风里摇晃。产房的门“吱呀”一声推开，穿着洗得发白工装棉袄的父亲李建国，一个34岁的棉纺厂机修工，搓着布满油污和老茧的大手迎上去。听到“男孩”两个字时，他黝黑的脸庞瞬间舒展，咧开嘴，露出被劣质烟草熏黄的牙齿，第一句话响亮地砸在走廊里：“好！好小子，将来接我班！”

母亲张秀芝，32岁的小学语文老师，产后虚弱地躺在病床上，脸上却带着奇异的光彩。她望着襁褓里皱巴巴的我，轻声说：“叫‘寅’吧。寅时，得读书，读出头。”声音不高，却像烙印一样刻进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从此，我的耳朵里就灌满了两条紧箍咒。

父亲的声音像车间里永不停歇的机器轰鸣：“小子，记住喽！机器不能停！停了，一家子就喝西北风！”他用沾满机油的手指戳着我的课本，眼神严厉，仿佛那些字句是扳手和螺丝。而母亲的声音则像她批改作业的红墨水，娟秀却不容置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寅娃，你的出路在书本里，不在油污里。”她总在我作业本的封面上，用娟秀的楷书写下这句话，像一道护身符，也像一道无形的鞭子。

1990年，小学一年级。北方的冬天干冷刺骨，风像小刀子刮脸。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拆线后的劳保棉纱手套，笨拙地用粗大的手指捻成一股股线，再织成一条厚实的围巾。他织得歪歪扭扭，针脚粗粝。围巾围上脖子的第一刻，那粗糙的质感就磨得我皮肤生疼，勒得我几乎喘不过气。父亲却满意地拍着我的肩膀：“暖和吧？比买的强！结实！”他手上浓重的机油味钻进我的鼻孔。放学路上，我故意绕远路，只为经过父亲轰鸣震天的车间。巨大的玻璃窗内人影晃动，机器发出沉闷的咆哮。我总能一眼认出那个俯身在庞大机器旁的身影。他偶尔抬起头，透过沾满棉絮的玻璃看到我，脸上油污和汗水混在一起，却立刻绽放出笑容，用力地对我挥手。那一刻，课本封面母亲写下的“唯有读书高”几个字，突然和“逃离”这两个冰冷的字眼，在我心里第一次清晰地画上了等号。

1995年，小升初。成绩悬在县一中“火箭班”的门槛边缘。父亲沉默地抽了半包最便宜的大前门，把烟蒂狠狠摁灭在搪瓷缸里，起身出门。几天后，他带回一个沉甸甸的信封，里面是厚厚一沓十元钞票，整整八百块——他连续加了三个月夜班，一分钱补贴没舍得花攒下来的血汗钱。他托了拐弯抹角的关系，把我塞进了那个挤满了县城“尖子”的教室。那个晚上，他破例买了一瓶廉价的散装白酒，就着几粒花生米。劣质酒精烧红了他的脸膛，他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膀，力道大得我几乎趔趄：“小子，争气！给老子考出去！考得远远的！别进这破厂子，一辈子闻这该死的棉絮！”浓烈的酒气喷在我脸上。我使劲点头，喉咙发紧，心里却茫然一片：出去？去哪儿？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书本之外，父亲描绘的那个“出去”，像一片浓雾笼罩的未知森林。

1998年，中考。我憋着一股劲儿，把自己埋进书堆题海。放榜那天，我挤在县教育局门口贴满红纸的墙前，手指颤抖着，从上往下，一行一行地找。第37名！市重点高中的名字赫然在列。父亲得知消息，激动得在狭窄的家里转圈，搓着手，脸上的皱纹笑成了菊花。他倾尽积蓄，在厂区附近的小饭馆摆了十二桌酒席。油腻的圆桌挤满了穿着工装或的确良衬衫的亲戚、邻居、父亲的工友。父亲喝得满脸通红，端着粗瓷酒杯，摇摇晃晃地走到我的初中教导主任面前，舌头打着卷，声音却高亢得压过了喧闹：“主任！以后……以后我娃当了大官，回咱县里……第一个就给你批条子！要啥批啥！”引来满堂哄笑和善意的起哄。母亲悄悄把我拉到油腻腻的后厨，油烟机轰轰作响。她紧紧攥着我的手，眼睛亮得惊人，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灼热：“寅娃，听见没？这只是第一步！考大学！考去北京！留在北京！再把妈接过去！”我站在杯盘狼藉的喧嚣和母亲滚烫的期望之间，感觉自己像一张被反复复印的纸，父亲粗糙的蓝图和母亲精致的蓝图重叠印在我身上，墨迹越来越深，属于我自己的那点空白，却越来越模糊不清。

2001年，高考。七月的酷热像蒸笼。考场上，汗水浸透了试卷，笔尖下的字迹仿佛也带着粘腻的沉重。最后一场结束的***响起，我走出考场，抬头望着刺眼的阳光，心里却像沉进了一口冰凉的深井。成绩出来，果然失常，只勉强够得着末流985的边。

填报志愿成了家里新的战场。父亲把招生简章翻得哗哗响，指着“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那一栏，语气斩钉截铁：“学这个！实在！厂子里就缺懂这个的！有手艺，饿不死！”母亲则把另一份简章推到我面前，上面“汉语言文学”几个字被她用红笔重重圈出：“学文！进机关！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这才是正经出路！”他们争执的声音在小小的房间里碰撞。我夹在中间，看着两张截然不同的蓝图，耳朵嗡嗡作响。最后，我几乎是带着一种逃离般的冲动，手指落在一所省城211大学的“通信工程”专业上。招生老师来县城宣讲时那充满蛊惑力的话语适时地在我脑海里响起：“21世纪是什么世纪？是信息的世纪！是通信的世纪！选这个，就是选未来！”我小声但坚定地说：“就这个。”父亲沉默了，盯着那陌生的专业名字看了半晌，猛地掏出烟盒，一根接一根地抽，劣质的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一夜之间抽空了两包大前门。母亲则背过身去，肩膀无声地耸动，用了半包维达纸巾，也擦不干那无声淌下的泪水。他们梦想的蓝图，被我的折中选择撕开了一道口子，露出下面迷茫的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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