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凌晨一点，北江的雨还没停。我把车停进别墅车库，推开车门时，
潮湿的风裹着泥土味扑面而来，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指纹锁识别的瞬间，门厅的感应灯亮了，
暖黄色的光漫过空旷的客厅，映得那些昂贵的红木家具像褪了色的影子。我踢掉高跟鞋，
赤脚踩在冰凉的大理石地板上。客厅中央的水晶吊灯落了层薄灰——钟点工每周来一次，
可这屋子太大了，大到总有些角落照不进光。厨房的开放式吧台还摆着早上没洗的咖啡杯，
杯沿残留着一圈淡褐色的印子，像个没人回应的句号。离异八年，我早习惯了这种寂静，
却又总在某个瞬间被它攥住喉咙，比如现在，雨声敲着落地窗，像无数根细针，
扎得人心头发慌。我走到酒柜前，拿出一瓶勃艮第，倒了半杯。酒液在水晶杯里晃荡，
映出我眼角的细纹——四十二岁，在建材圈摸爬滚打十几年，
从解放碑那个十平米的瓷砖小店，到现在在居然之家、红星美凯龙都占着黄金铺面，
年流水几千万，别人都叫我“朱姐”，说我雷厉风行，说我是天生的生意人。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些雷厉风行的背后，是多少个像这样的夜晚，靠着酒精才能睡着。
思绪飘回2018年春天，那天的阳光比今天暖得多。办公室的百叶窗没拉严，
几缕阳光漏进来，落在摊开的销售报表上。
报表上的红色数字有点刺眼——石桥铺店上个月的业绩掉了15%，店长找了一堆理由，
说市场不景气，说竞品在打价格战。我指尖敲着桌面，心里盘算着要找个时间去店里蹲点，
忽然听见敲门声，是人事经理老张的声音：“朱总，何伟来了。”“让他进来。
”我把报表合上，抬头看向门口。先是一只穿着旧皮鞋的脚迈进来，鞋边有点磨损，
但擦得很亮。接着，何伟走了进来，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领口熨得平平整整，
袖口挽到肘部，露出的小臂肌肉结实，不是健身房里那种虚浮的线条，
是常年干活练出来的紧实。他的头发梳得很整齐，发胶用得不多，能看到发尾有些毛躁，
一看就是在小区门口那种十块钱快剪的理发店弄的。“朱总好，我叫何伟，三十二岁，
之前在成都做过五年销售。”他站在离办公桌两米远的地方，双手自然垂在身侧，
手指微微蜷着，像是有点紧张，但声音很稳，没有一般面试者的谄媚或慌乱。他的眼神很亮，
却又藏着点怯生生的意味，像受惊的小鹿，不敢直接跟我对视，却又忍不住偷偷打量我。
我拿起他的简历，纸页边缘有点卷角，看得出来他经常翻看。简历写得很实在，
没有花里胡哨的形容词，五年销售经历，每一年的业绩都标得清清楚楚，
最后一年还拿了他们公司的销售亚军。我注意到他在成都的最后一个客户是家大型装修公司，
签了个八十万的单子，按理说，这样的业绩在成都应该能站稳脚跟。“江城做得好好的，
为什么来北江？”我抬眼看向他，手指在简历上的业绩数字上轻轻点了点。他沉默了一下，
喉结动了动，然后抬起头，眼神比刚才坦然了些：“老婆是北江人，去年冬天她妈身体不好，
住院了，她想回娘家照顾。孩子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我们商量着，干脆把家安在北江，
稳定点。”“有孩子了？”我又问，心里莫名地多了点兴趣。建材圈里的男人，
要么忙着喝酒应酬，要么把家当旅馆，很少有人会为了老婆孩子放弃现成的业绩。“嗯，
女儿，三岁半，叫乐乐。”提到孩子，他的眼神一下子软了下来，嘴角也勾起一点笑意，
那点怯生生的感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柔的光芒，“很调皮，
昨天还把她妈妈的口红画在墙上，被我老婆追着打，不过……很可爱。”他说着，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解锁后递过来，屏幕上是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正举着一块蛋糕，
笑得满脸都是奶油。我看着照片，心里某根很久没动过的弦忽然被拨动了。
那是一种很陌生的感觉，像是在冰冷的湖面投了一颗石子，漾开一圈圈温柔的涟漪。
也许是他的坦诚——没有找“想挑战自己”“看好北江市场”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而是直白地说为了家庭；也许是他提到孩子时的眼神，那种不加掩饰的温柔，像一道光，
照进了我习惯了坚硬的心里。我把手机还给他，合上简历：“明天来上班吧，底薪四千，
提成按公司标准算，试用期三个月。”他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会这么快定下来，
眼睛一下子亮了，像突然被点亮的灯。他双手接过我递过去的录用通知，指尖有点颤抖，
然后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朱总！我一定好好干，不会让您失望的！
”他的声音比刚才响亮了些，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走出门的时候，
我看到他脚步都轻快了不少。事实证明，我没看错人。何伟上班第一天，
比规定时间早了半小时到公司。我早上七点五十到办公室时，就看到他在打扫走廊，
手里拿着拖把，把瓷砖拖得能照出人影。看到我来，他赶紧放下拖把，
擦了擦手上的水：“朱姐，您来了，我看走廊有点脏，就顺便拖了下。”从那天起，
他每天都是最早到，最晚走。
早上会帮我泡好一杯菊花茶——他注意到我总在办公室泡菊花茶，后来才知道，
他是问了前台小姑娘；下午会把各门店的销售数据整理好，用表格标红重点，
放在我桌上；跑客户的时候，他从不挑轻松的，那些在郊区的工地，别人嫌远不愿去，
他总是主动请缨，夏天顶着三十多度的太阳，鞋子沾满泥，回来的时候衬衫能拧出水，
却还是先去整理客户资料，再去卫生间冲凉。第一个月月底，销售部开会，
老张公布业绩的时候，所有人都惊呆了——何伟的业绩居然比老员工高出30%，
成了销售冠军。他站在台上领奖，手里拿着奖金信封，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谢谢朱姐，
也谢谢大家帮忙，我还有很多要学的。”我开始更留意他，带他去见重要客户。
有次跟一个做房地产的李总吃饭，李总酒量好，又爱劝酒，一杯接一杯地给我倒。
何伟坐在我旁边，没等我说话，就端起酒杯站起来：“李总，朱姐最近胃不太舒服，
这杯我替她喝了，您别跟她计较。”说完，仰头就把一杯白酒干了。那天他喝了不少，
回去的路上，他坐在副驾，脸色发白，却还跟我说：“朱姐，以后这种场合，您别硬撑，
有我呢。”他学得很快，不仅会察言观色，还能抓住客户的需求。有次一个客户想买木地板，
却总嫌贵，犹豫不决。何伟没跟他说产品多好，而是问他家里有没有孩子，
客户说有个刚学走路的儿子。何伟就说：“哥，您看这款地板，防滑又耐磨，
孩子在上面爬也不怕摔，而且甲醛含量低，对孩子身体好。您要是觉得贵，我跟公司申请，
给您打个九折，再送您一次保养，您看行不？”客户一听，当场就签单了。
他总是“朱姐长朱姐短”地叫着，声音里带着恭敬，又有点依赖。有时候我加班到很晚，
他也会留在办公室做方案，偶尔会端杯热牛奶进来，放在我桌上，轻声说：“朱姐，
别太累了，喝点牛奶暖暖胃。”那种不经意的关心，像一缕春风，
悄悄吹进了我封闭已久的心里。我习惯了别人对我阿谀奉承，
习惯了别人因为我的身份而敬畏我，可何伟的好，带着一种纯粹的真诚，让我莫名地受用。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7月。北江的夏天又热又潮，一场大雨说来就来。
那天我们见的是个四川来的大客户，姓王，做工程承包的，要给一个新楼盘采购瓷砖和卫浴。
王总很能喝，也很会劝酒，包厢里烟雾缭绕，白酒的辛辣味混着菜味，让人有点头晕。
我跟他谈了两个多小时，从价格谈到送货时间，再到售后保障，何伟在旁边偶尔补充几句，
总能说到点子上——他提前查了王总的楼盘定位，知道是刚需房，
所以重点强调了产品的性价比和供货速度。最后王总满意了，拍着我的肩膀说：“朱姐，
爽快！就冲你这脾气，这单我跟你签了！”签完合同已经快十点了，走出酒店大门，
雨下得正急，倾盆而下，砸在地面上溅起半尺高的水花。何伟赶紧从包里拿出伞，
是一把黑色的大伞，他撑开后，几乎整个伞面都罩在我头上。“朱姐，您慢点走，地上滑。
”他扶着我的胳膊，手指很轻，没有过分的触碰。到了车旁边，他拉开车门让我先上，
自己却站在雨里，把伞递给我：“您先坐着，我去把伞收起来。”等他坐进驾驶座，
我才发现他的左半边身子全湿了，蓝衬衫贴在身上，能看到后背的轮廓，头发也湿了，
水珠顺着发梢滴下来，落在衣领上。“朱姐，您今天喝了不少，我送您回去吧。
”他系好安全带，从储物格里拿出一瓶矿泉水递给我，声音里满是关切。我靠在椅背上，
闭着眼“嗯”了一声。酒精在血液里慢慢散开，头有点重，却又异常清醒，
那些平时被我压在心底的情绪，像雨后的野草，疯狂地冒了出来。
车里的音乐是我常听的钢琴曲，舒缓的旋律在狭小的空间里流淌。何伟开车很稳，
遇到积水的地方会放慢速度，尽量不让车颠簸。窗外的路灯在雨幕中模糊成一团团光晕，
车流的灯光像一条条彩色的丝带，飞快地向后退去。我偷偷睁开眼，
看了一眼他的侧脸——他的眉头微微皱着，专注地看着前方，下颌线很清晰，
雨水还在从他的发梢滴落，落在肩膀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不知过了多久，
车停在了别墅门口。雨还在下，雨刷器规律地左右摆动，发出轻微的声响。我没有动，
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真皮座椅的纹路。平时回到这里，我只觉得解脱，可今天，
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别墅，我忽然不想进去——里面太安静了，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那种寂寞像潮水一样，快要把我淹没。“朱姐，到了。”何伟轻声提醒，没有关掉发动机，
也没有解开安全带，像是在等我下车。我仍然没动，喉咙有点发紧，那些憋了很久的话，
像不受控制一样，从嘴里冒了出来：“何伟，你每天对我这么好，是真心佩服我，
还是只因为我是你老板？”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我怎么会问出这种话？我是朱姐，
是那个在建材圈说一不二的女强人，怎么会像个小姑娘一样，追问别人是不是真心对自己好？
车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只有雨刷器摆动的声音，还有窗外哗哗的雨声。我不敢看他，
眼睛盯着自己的指甲——昨天刚做的美甲，红色的，很张扬，可现在却觉得有点刺眼。
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像擂鼓一样，震得耳膜发疼。
就在我快要开口说“当我没问”的时候，何伟缓缓转过头来。车内很暗，
只有仪表盘的光映在他脸上，能看到他的睫毛很长，微微垂着，然后慢慢抬起来。
他的眼睛里闪着光，不是平时那种怯生生的光，也不是看孩子时那种温柔的光，
而是一种很亮、很坚定的光，像黑夜里的星星，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视线。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更快了，手心也有点出汗。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似乎在组织语言，
然后轻声说：“朱姐，我刚来公司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是您教我怎么看客户需求，
怎么谈价格，甚至教我怎么跟难缠的客户打交道。我佩服您，不仅因为您是老板，
更因为我知道，您一个女人，把这么大的公司撑起来有多不容易——我见过您加班到凌晨，
见过您为了一个单子跟客户喝到吐，也见过您在办公室偷偷擦眼泪。”他的声音很轻，
却像锤子一样，敲在我心上。我以为我把所有的脆弱都藏得很好，却没想到，
被他看在了眼里。“我对您好，不是因为您是老板，”他顿了顿，眼神更亮了些，
“是因为我觉得，像您这样的人，值得被好好对待。”二雨还在下，
车窗上的水痕被雨刷器一遍遍扫开，又迅速被新的雨水覆盖，像我心里那些理不清的情绪。
何伟的话还在耳边打转，“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想的都是你”，
每一个字都像带着温度的羽毛，轻轻搔刮着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侧过头，
借着仪表盘微弱的光看他。他的喉结还在轻轻动，像是在紧张地等待我的回应。
我忽然伸出手，指尖碰到他的脸颊——有点凉，还带着雨水的湿气。他愣了一下，
随即反手抓住我的手，掌心滚烫，用力得让我有点疼，却又舍不得挣开。“莉姐，
”他又叫了一声，这次没有了平时的恭敬，只剩下赤裸裸的温柔，“我知道这样不对，
可我控制不住。”那天晚上，他没有走。别墅里第一次有了除我之外的气息，他煮了姜汤，
端到客厅时，雾气氤氲了他的眉眼。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忙碌的背影，
忽然觉得这空荡荡的屋子有了烟火气。他把姜汤递到我手里，指尖不小心碰到我的指腹，
两人都顿了一下，然后默契地移开目光，却又在对视时忍不住笑出来。从那晚起，
我们就像活在两个世界里。在公司，他是恭恭敬敬的“何伟”，我是说一不二的“朱姐”。
开销售会议时，他会坐在最前排，认真记笔记，偶尔抬头看我，
眼神里带着恰到好处的敬畏；我带他见客户，他会主动帮我拉椅子、递名片，
说话做事滴水不漏，完全是个成熟稳重的销售骨干。可到了私下里，
他会变成黏人的“小男人”——知道我胃不好，会早起给我做小米粥，
装在保温桶里带到公司，趁没人的时候塞给我；我加班晚了，他会在车库等我，
车里放着我喜欢的老歌，副驾上摆着热乎的烤红薯；甚至记得我随口提过的喜好，
比如我不喜欢香菜，吃火锅要麻酱碟，连我妈生前最爱吃的桂花糕，
他都能找到老字号的店买给我。我彻底沉迷在这种反差里。白天在商场上跟人唇枪舌剑，
晚上回到家，有个人会抱着我，叫我“莉姐”，听我吐槽那些烦心事，把我宠得像个小姑娘。
我知道他已婚，知道我们的关系见不得光，每次看到他手机里女儿乐乐的照片，
心里都会掠过一丝愧疚。可他总会抱着我说：“莉姐，我跟她早就没感情了，
当初结婚就是因为她怀了乐乐，这些年一直凑活过。”他说得那么真诚，眼神那么笃定，
我便说服自己：感情里没有对错，只要我们是真心的就够了。这样的日子过了半年，
某天晚上，我们躺在那张两米宽的大床上，他从背后搂着我，下巴抵在我的发顶，呼吸温热。
窗外的月光透过薄纱窗帘照进来，在被子上洒下一片朦胧的光。“莉姐，”他忽然开口，
声音比平时低沉，“我想离婚。”我心里猛地一跳，手里攥着的丝被瞬间皱成一团。
我转过身，看着他的眼睛，试图从里面找到玩笑的痕迹，可他的眼神异常认真，
甚至带着点急切。“别胡说，”我避开他的目光，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他的胳膊，
“你还有乐乐，孩子还小。”“我是认真的。”他坐起来，伸手打开床头灯。
暖黄色的灯光照亮了他的脸，能看到他眼底的红血丝，“我跟她谈过一次，
她说对我也没感情，就是舍不得孩子。可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想跟你正大光明地在一起，
想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你，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他的话像一颗石子，
在我心里激起千层浪。哪个女人不渴望名正言顺？我想象着跟他一起去超市买菜，
一起接乐乐放学，
一起在周末窝在沙发上看电影——那些我曾经以为永远不会拥有的平凡生活，
突然变得触手可及。“但她不肯轻易离，”何伟叹了口气，手指用力抓了抓头发，
露出一丝疲惫，“她说要三百万补偿费，不然就拖着，还说要去公司闹，
让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事。”“三百万？”我皱起眉，这个数字在脑子里转了一圈。
对现在的我来说，三百万不是拿不出，公司上个月的流水就有五百万，可这笔钱也不算小数，
够在北江的核心地段买一套小公寓，够乐乐从幼儿园读到大学的学费。
“她说这是给乐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怕我以后不管孩子。”何伟苦笑了一下，
眼神里满是无奈，“我哪有那么多钱？我这些年的工资除了养家，都存起来给乐乐买保险了。
要不……算了吧，就当我没说。”他那句“算了吧”像一根针，狠狠扎在我心上。
我看着他落寞的样子，想起他平时对我的好，想起这个空荡荡的别墅里只有他能带来温暖，
心里的天平瞬间倾斜了。那天晚上，我彻底失眠了。我坐在飘窗上，看着窗外的夜景，
北江的灯火璀璨，却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我手里拿着酒杯，酒液在杯子里晃荡，
映出我模糊的脸。脑子里反复盘旋着两个念头：三百万，和正大光明。前者让我犹豫，
后者让我心动。我甚至想起了离婚那年，我一个人搬去出租屋，
抱着被子哭到天亮的样子——我再也不想过那种孤独的日子了。第二天到公司，
我一进办公室就把何伟叫了进来。他推门进来时，手里还拿着销售报表，
脸上带着惯常的恭敬，以为我要跟他谈工作。“那三百万，我出。”我靠在办公椅上，
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可指尖还是忍不住微微发抖。
何伟手里的报表“啪”地掉在地上，他瞪大了眼睛，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朱姐，
这不行……这太多了，我不能让你出钱。”“没人的时候叫莉姐。”我打断他，
站起身走到他面前，捡起地上的报表，递给他，“我说行就行。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我只要你能尽快解决好那边的事，我们好好在一起。”他的眼眶突然红了，伸手抓住我的手，
掌心的温度烫得我心慌。“莉姐，”他的声音带着哽咽，“这钱算我借你的，
以后我一定慢慢还你，我一辈子都对你好。”我笑了，
伸手擦掉他眼角的泪——这个在外面能跟客户据理力争的男人，在我面前却像个孩子。
“谁要你还？”我踮起脚，轻轻碰了碰他的额头，“我只要你。”现在回想起来，
我真他妈傻。一个在建材圈摸爬滚打十几年，看惯了尔虞我诈、人情冷暖的女人，
居然会在感情里变得这么盲目，这么智商归零。我当时怎么就没想想，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怎么会让你拿出三百万来“买”他的自由？怎么会在自己没钱的时候，
第一时间想到让你出钱？转账那天，我没有让何伟跟着，
而是直接约了他的妻子陈某在一家咖啡厅见面。那家咖啡厅在老城区，装修很普通，
墙上挂着廉价的风景画，桌子上的咖啡杯还有点划痕。我到的时候，
陈某已经坐在最里面的角落了，背对着门口，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色连衣裙，
头发扎成一个简单的马尾，发尾有点毛躁。我走过去，把装有支票的信封放在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