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的苦楝树一动不动，叶子蒙着厚厚的尘土。
我的心情就像这闷热的天气——县二中的录取通知书己经在书包里躺了三天，薄薄的信封，却重得让我首不起腰来。
首到那个傍晚，天边烧起橘红色的晚霞，母亲在灶间熬着绿豆汤，清甜的香气飘满整个院子。
我深吸一口气，终于从书包里取出那个印着红色校徽的信封。
父亲正坐在八仙桌旁修补锄头，手上的老茧在灯光下泛着黄褐色的光泽。
我小心翼翼地把通知书平铺在桌上，那些印刷的楷体字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格外庄重。
“爸，录取通知书来了。”
他放下手里的活计，在裤子上擦了擦手，这才戴上那副用胶布缠着腿的老花镜。
他凑得很近，几乎要把脸贴到纸面上，食指一个字一个字地划过，嘴唇微微翕动。
那几分钟格外漫长，连窗外的蟋蟀都噤了声。
“县二中……”他终于抬起头，摘下眼镜，慢慢揉着鼻梁，“是好学校。”
声音干涩，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他摸出烟盒，抖出一支烟。
火柴“刺啦”一声划亮，映红了他沟壑纵横的脸。
辛辣的烟雾在空气中盘旋，缠绕着灯光，把我们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
“学费、住宿费、生活费，”他吐出一口烟圈，目光投向窗外黑黢黢的夜，“一年下来，不是个小数目啊。”
烟灰簌簌落下，像极了我的心事。
“村里老李家的闺女，春花儿，跟你同岁。”
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去广东制衣厂了，听说手巧，一个月能往家寄一千多块呢。
老李家新盖了偏房……”我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
手指紧紧攥着衣角，那件穿了三年、洗得发白的碎花衫，被我攥出了一把湿漉漉的汗。
春花儿。
我想起上个赶集日遇见她，她烫了时髦的卷发，穿着紧身牛仔裤，说起城市的霓虹和商场。
可我也记得，她那双本该细嫩的手上，贴了好几处创可贴。
“他爸，”母亲不知何时站在了门边，用围裙擦着手，“丫丫考上了不容易……就让她去吧……”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但每个字都重重地落在我心上。
父亲重重地叹了口气，那叹息里裹着太多我那时还无法完全理解的东西——早出晚归的辛劳，旱涝不定的收成，还有那永远也算不完的账。
“读读读，读出个名堂来又怎样？”
他的声音突然提高了些，却又迅速低下去，像是被什么压垮了，“女娃子，终究是别人家的人！”
这话像一根刺，扎得我生疼。
我咬着嘴唇，尝到一丝咸涩——不知什么时候，眼泪己经漫了上来，但我倔强地不让它们掉下来。
烟雾渐渐散去，父亲把烟蒂按灭在搪瓷缸里，发出“滋”的一声轻响。
他挥了挥手，那双手布满裂痕和老茧，却也曾那么温柔地把我举过头顶。
“行了，去吧。”
他转过头，第一次正眼看我，“到了县里，给我争口气，别让人瞧不起咱乡下人，别白瞎了这些钱！”
没有期待中的喜悦，没有梦想成真的激动。
那一刻，我只觉得背上瞬间压上了一副沉重的担子，它有一个名字，叫“争气”，叫“偿还”。
那晚，我在煤油灯下翻出作业本，在扉页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三个字：苏念慈。
“丫丫”留在了那个闷热的夏天，留在了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而“苏念慈”，将带着这份沉重的期许，走向县城，走向一个未知的世界。
这个名字，是我对远方的无声宣告，也是对曾经那个怯懦自己的告别。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清辉洒在院子里，像铺了一层薄霜。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的路，将和村里那些早早南下的姑娘们，再也不一样了。
而这份不一样，需要用无数的汗水和深夜的苦读来交换。
我轻轻摩挲着录取通知书上凸起的校徽，仿佛能触摸到未来的轮廓——它既让人向往，又让人心生畏惧。
母亲悄悄推门进来，放下一碗绿豆汤。
“别熬太晚。”
她轻声说，粗糙的手摸了摸我的头发。
那一刻，我在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复杂情绪——有骄傲，有担忧，还有一种我那时无法命名的、属于母亲的坚韧。
我知道，从明天起，我将背负着这一切，踏上那条通往县城的黄土路。
路的尽头，是希望，也是沉甸甸的、必须偿还的恩情。
夜更深了，我吹灭煤油灯，在黑暗中睁着眼睛。
蝉还在不知疲倦地鸣叫，而我的心，己经飞过了重重山峦，飞向那个叫做县城的地方。